文学论文之论《墨子》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[页4]

来源：网络编辑：佚名时间：2016-05-24人气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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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毕沅在《墨子叙》中亦曰：“世之讥墨子，以其节丧、非儒说。墨者既以节丧为夏法，特非洲制，儒者弗用之。非儒，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。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，是非翟之言也。”对墨家的非儒说进行批评，并嘲讽“案他篇亦称孔子，亦称仲尼，又以为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，是翟未尝非孔”[26]。这也是后世学者批判毕沅《墨子叙》的理由，即好以儒言附会。毕沅说与孙星衍不谋而合，孙在《墨子后序》中也表达了孔墨同出，且墨高于孔的思想，并对司马迁、班固等人对墨子的理解给予批正[27]。对于司马迁与班固“皆不知《墨子》之所出”，只有淮南王知之，“’墨子学儒者之业，习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伤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‘其识过于迁、固。墨子有节用，节用，禹之教也。”[28]对于孟子批评墨子予以反击，评说还算中允。虽此四人为弘扬墨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但毕竟是辞章之儒，他们的对儒墨关系的理解也流于表面，至多只能表达对墨子的敬意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乾嘉学人固守儒家的正统思想，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篱。被认为阐释《墨子》比较大胆的汪中亦是如此。他只是把墨子作为一个解释经书，证明事例的工具，校注《墨子》时往往使用经书的路数来穿凿附会，如此以来难免错漏较多。这在清代学人的著作中多有评述，此不赘述。汪中虽然让沉寂的墨子及《墨子》暂时受到了重视，但孔墨在汪心中地位高低不言而喻。汪中虽给予墨子极高赞赏但亦未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，更遑论张惠言等人了。清军入关后，虽然仍是孔儒独尊，但由于士人远离政治与民族意识的讨论，文人们主观上远离政治，他们著书立说，渐渐走上了循经求义的路子。不仅如此，晚清孔孟之学受到公开批判后，为了从传统学术中发掘救国良策，一些学者结合西方近代研究方法，对《墨子》中的自然科学、社会政治思想学说进行归纳、分析和综合[29-30]，此种背景下《墨子》研究的发挥经义亦成为《墨学》研究史上一大特色之一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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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豪舍尔。序[C] // 伯林。反潮流：观念史论文集。冯克利，译。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 2004

[3] 熊铁基。从《吕氏春秋》到《淮南子》：兼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[J]. 文史哲， 19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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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0] 马端临。墨家考[C] // 陈梦雷，杨家骆。古今图书集成：第176 册[M]. 台北：鼎文书局， 1977

[11] 朱熹。墨子[C] // 陈梦雷，杨家骆。古今图书集成：第176 册[M]. 台北：鼎文书局， 1977